斗争精神: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

“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靠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不畏艰难、勇于牺牲的精神品质

  在战争年代,要斗争就会有牺牲,共产党人坚持冲锋在前,毫不退却;在和平年代,要斗争就会有付出,共产党人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勇于斗争的精神蕴含在共产党人的血脉中。

  早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李大钊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组织了“神州学会”,揭露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行径,驳斥帝国主义分子鼓吹的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治的谬论。1919年面对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几个人的卖国行为,他指出,我们的仇敌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卖国的也不仅是他们三个,所以,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达不到目的,必须“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把这强盗世界推翻”。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对于五四运动坚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方向大有益处。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就是井冈山军民在极端艰苦、残酷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威武不屈精神的真实写照。面对几倍以至十几倍的国民党军的“围剿”,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彻底批判了害怕敌人、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主张,批判了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论调,预见中国革命的高潮就将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军民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力量。他们不为貌似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不为革命力量的暂时弱小而气馁,不为眼前的困难所屈服。他们“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以梭镖加土枪一次又一次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终于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等诸多辉煌胜利,保卫了井冈山。

  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的存亡,冲锋陷阵,与日寇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模范。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他用武松打虎的故事激励干部战士的斗争精神。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深入阐发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斗争能量,强调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就必须全民动员起来斗争,进行人民战争,这样才能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人民战争。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的是败于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

  经历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了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敢闯敢试,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使中国人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开展斗争

  进行伟大斗争,必须科学把握时代的斗争精神。斗争是一门艺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在斗争中讲究方法、策略和艺术。

  敢于斗争就是要坚定斗争信心。只有坚定斗争信心,才能知难不惧、锲而不舍。在日常工作中,斗争绝非庸俗地为私利而斗,而是直面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挑战,不断攻坚克难,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在红军长征最困难时刻,张国焘搞分裂活动,使中国革命步入危急关头。此时的叶剑英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坚决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机智勇敢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的阴谋作斗争,保证了党中央和红军胜利北上。毛泽东说,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称赞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也引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来赞誉他。

  善于斗争就是要谋划斗争策略。发扬斗争精神绝不是逞强好胜、好勇斗狠,也不是盲目冲动、不讲变通,而是在坚持原则、坚定立场的基础上因时因势采取最为有效的行动,以达成既定的目标使命。领导干部既要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见招拆招的硬功夫,又要有四两拨千斤、借力发力、借势谋势的软办法。只有提高斗争策略,始终坚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有机统一,才能更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萧劲光一生遇到过种种艰难险阻,历经坎坷。但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无产阶级党性。1946年10月,党中央和东北局为粉碎国民党“先南后北”的战略攻势,决定派萧劲光等去南满工作,此时的南满,形势异常紧张,国民党军步步紧逼。面对严峻形势,他们深入调查,分析形势,从敌情、我情、军情、民情,联系到东北和全国的形势,确立了“以战求存”的灵活战略方针。正因为萧劲光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形势开展斗争,才有我军在东北战场上演的“四保临江”精彩一幕。

  科学斗争就是要提高斗争艺术。不提高斗争艺术,就会失去斗争的主动权。

  在中国革命的许多紧要关头和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处处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具备的能力。他把坚定的斗争精神与灵活的策略融合起来,显示了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一方面,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在党和国家遭受严重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奋起抗争;另一方面,他顾全大局,从实际效果出发,以清醒和理智的态度,牢牢掌握工作的分寸和火候,将党的损失、国家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使自己生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以斗争精神整顿作风优化环境

  进入新时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求我们必须增强斗争意识、永葆斗争精神。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斗争不是“内斗”“乱斗”“瞎斗”,而是强调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扛得了重活、打得了硬仗,以动真碰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状态,以闯关夺隘、善作善成的意志品质,不断攻坚克难。

  2019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有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有实践经验,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素养”。这给各级干部提供了斗争的依据和遵循。

  第一,要与不良的社会风气和破坏国家安全的人和事作斗争。当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调整和思想多元化带来的冲击,导致社会各群体之间价值取向有所差异,金钱崇拜、追求享乐、个人主义等给社会风气带来负面影响。对此,我们要坚决开展斗争,为净化社会风气提供正能量。特别是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员干部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高度的政治职责,以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精神,主动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爱国者包尔汉面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互相勾结的局面,同鼓吹分裂的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以铁的事实,撰写的《论阿古柏政权》等文章,剖析分裂势力的来龙去脉,阐述新疆与祖国的关系。文章中有对侵略者的无情揭露,有对别有用心者的有力鞭挞,也有对无知者的认真提醒。这篇文章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第二,要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前不久,中办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指出当前不少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李鼎铭作为开明绅士代表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他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与其他11名议员提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议案。议案提出后,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提出议案的动机。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后非常重视,阅读并用红笔画圈标记重点,并一字一句地抄到自己的本子上,还在议案旁写了这样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1月17日,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边区财政经济计划草案时说:“边区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两大原则,一是精兵简政,调整人员,二是扩大收支,发展事业。”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以“反对形式主义”作武器,将斗争进行到底。如今,《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又一次把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摆在重要位置。如何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成为检验广大干部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勇气、提高斗争本领的标尺。

  第三,要与违背党的优良作风的行为作斗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好人主义盛行,有问题不指出,有过错不批评,这种庸俗作风盛行之处,往往就是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弱、作风涣散的地方,就是党员、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方。”可以说,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差不多先生”,还是做敢于亮剑勇于斗争的“啄木鸟先生”,不仅是作风问题,更关乎党性原则。“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令人深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言行启示世人,对党忠诚,应当是一种无私忘我、行端影直的净气,是一种铁骨铮铮、腰杆挺直的骨气,更是一种敢于碰硬、敢于攻坚的勇气。(叶介甫 余敬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