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省修水县（清代称义宁州）宁州镇竹塅村，有一座名为“陈家大屋”的古宅，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如今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百多年来，这里孕育出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等五位杰出人物，世称“陈门五杰”。这个在山旮旯里的人家，为什么能培育出这么多杰出的人才呢？走进“陈家大屋”，赫然写着“凤竹堂”三个字的匾额，或许是答案所在。
“凤竹堂”，由陈氏先祖陈腾远所取，为“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之意，旨在训导陈氏子孙仰凤凰之高风，慕劲竹之亮节。凤竹之风逐渐成为了义宁陈氏一族浸入骨髓的家风传承。
凤凰象征高洁，在《庄子·秋水篇》中，庄子说凤凰“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同时，凤凰又是人才、学识的象征，如汉语中用凤毛麟角、龙翰凤雏等形容稀缺的人才；而竹常常被引申为君子，象征着虚怀若谷、高节清风、坚贞不屈、昂然高挺的高尚品格。义宁陈氏将凤与竹的品质融合在一起，以儒家君子“仁”的思想为引领，进而内化为一个家族好学包容、尚德淡泊、爱国守节的凤竹家风。今天，当我们追溯义宁陈氏家族历史时，可以发现这种融合内化、持续传承的痕迹十分明显。
笃实好学
翻开古今中外众多文化世家的家族史，他们无不有着异于常人的好学精神。
义宁陈氏亦即如此，他们遵循以诗书立门户的祖训，从迁入修水开始就十分强调办学兴才。陈宝箴的祖父陈克绳在护仙源（陈氏迁到修水时第一个落脚点）时，刚刚立稳脚跟就创办了家塾仙源书屋。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陈克绳主持四房分家，在分关文书中，为了鼓励族中子弟读书，对志向科考者予以重奖，可以说，陈克绳的这些举措，促进了义宁陈氏由单纯的“耕”到“耕”“读”结合，古人常说耕读传家，就是这个意思。
陈克绳的第四子陈伟琳，则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推母及人，用精湛的医术施治乡里，视朋友如至亲。到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时，他们视野开阔，顺历史大势而动，开眼看世界，既站在维新变革的潮头，又反对脱离实际的冒进。这三代人逐渐将义宁陈氏的影响力由地方推向全国，而笃实好学的精神，丝毫未被家族扩大的影响力损害。
到了陈寅恪这里，在他身上尤其能够体现义宁陈氏笃实好学的传统。陈寅恪幼时，即遍读古书，文学基础深厚；青年时，他游学多国，在柏林读书期间，和一些人外出留学只是为了镀金装门面不同，他和另外一名求学者傅斯年潜心学习，每天赶早买少量便宜面包，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常常整日没有正式进餐，也正如此，他和傅斯年被同学们戏称为“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由于常年用眼过度，到了晚年，陈寅恪的视力越来越差，甚至引发了左眼视网膜剥离。虽如此，陈寅恪深邃的眼眸中依然闪烁着智慧，他的包容心让他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透过它们，看到的是学问的浩瀚大海。陈寅恪一生博览群书，又通识世界各国文化，不仅通晓英、法、俄、日等十四种文字，而且对语言学、人类学等亦十分熟悉，这位史学大师著作等身，而在其著作中又处处体现了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理念。
然而，笃实好学的精神，假若仅在陈寅恪一人身上体现，则义宁陈氏不足为吴宓口中的“文化贵族”，其兄长陈衡恪及侄陈封怀亦堪为楷模。
陈衡恪是成就卓然的艺术大师，十分善于观察生活，向生活学习。一次，他与鲁迅等友人在街上行走，旁边经过一个结婚仪仗队，陈衡恪认真观察，不知不觉离开了同伴，鲁迅等人发现他不见后便回头寻觅，发现他正紧跟花轿，于是大家都笑话他看新娘子入迷了，但不久之后看到《鼓吹手》等风俗画中不同人物的性格在画纸上活灵活现，大家才明白过来他的画之所以高明，不仅在于其精湛、灵动的笔法，更在于有一种较真的工匠精神。而被誉为“中国植物园之父”的陈封怀，一生致力于研究植物，将在国外学习到的理论带回国内，融入东方传统园林之美，成功创建融合东西方风格的庐山植物园等。
正是因为笃实好学，又具包容之心，才使他们在不同领域开枝散叶、各领风骚。
淡泊名利
为人者，当以德行第一，其次为才学。作为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家族，儒家“君子喻于义”的思想已经融入义宁陈氏的文化内核之中。
陈氏先祖陈腾远“重信义、轻财贿”，儿子陈克绳“用孝义化服乡里”，对公益事业慷慨大方，陈伟琳则乐善好施，告诫陈宝箴“成德起自困窘，败身多因得志”，陈氏先人对仁德的亲身实践，深深影响着后人。
陈宝箴记住了父亲的箴言，一生淡泊，两袖清风，他所任之处均善施仁政、重视民生，将尚德精神融入施政理念之中。
陈三立秉承祖志，不爱虚名、不攀权贵，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考中进士，授吏部主事，本应进入被他人艳羡的仕途的他，当看到“盖廷臣泄沓于内，疆臣颟顸于外，万事堕坏”时，对清朝官场的腐化极为痛心，毅然辞职，回到湖南，协助父亲在湖南推动现代化的事业。这是青年时的陈三立，晚年陈三立依旧不改其志。1932年9月，陈三立在庐山庆八十大寿，许多友人前往祝贺，其间同在庐山的蒋介石也派人送来寿礼“千金”，然而陈三立却“峻拒不纳”，完全不惧亦不攀蒋介石之地位、名气。他的好友、曾执掌商务印书馆多年的张元济日后有诗称赞：“衔杯一笑却千金，未许深山俗客临。介寿张筵前日事，松门高躅已难寻。”
前辈如此，后辈亦不负众望。作为“恪”字辈的族中子弟，陈衡恪、陈寅恪兄弟二人，不仅才识出众，而且人品高尚，时时谨承重德才轻名利之风。陈衡恪在北京居住时，有一位叫潘馨航的先生，对他的画十分钦慕。一次，潘先生登门请陈衡恪作画十六方，那时定的润金为每方一元，共计十六元，但潘先生认为定价太低，便给了二十元。陈衡恪不愿多收，他说:“我的画论价或许不止卖这些钱，但润例既定，说按规定收取，我一文也不会多收你的。”陈寅恪潜心学问，在海外留学多年，由于其不重学位之名而重学识之实，常常惜时如金，用事半功倍的方法学完自己想获得的知识，无论毕业与否便辗转他处继续学习新的知识，当他回到祖国时，竟连硕士、博士学位都未取得，为此，人们说他“是一位真正无头衔的教授”。
爱国忠信
小孝奉亲，大孝爱国。义宁陈氏多人青史留名，既得益于其先祖陈腾远留下的以孝悌为根本的家规祖训，也正如陈封雄所说，得益于“一脉相承的坚贞不屈爱国主义思想和高尚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加上各自奋发不懈的进取精神”。
我们说，当一个民族越处于危难之中，便越能检验国人的爱国之心。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诞生的一百多年间，战火纷飞、民生凋敝，“陈门五杰”亦生活于此时期，凭其一家之才学、家产，或可逃离乱世去到和平之处，然而他们却选择与祖国共存亡。
陈宝箴谨记为官者要胸怀天下之道义，常常自问：“是否爱民之心不诚，除害之心不切，有生心害政之事，致酿殃民之祸，中夜彷徨，如刺在背。”他深感国力衰微、民族危难，为救亡图存，在自己任官的湖南推动现代化进程，希望“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以让国家有所依靠。
陈三立、陈寅恪父子面对日伪军的“糖衣炮弹”时，始终坚守君子之节。1937年8月，日军攻占北平，由于陈三立名望极高，日本人“欲招致先生，游说百端皆不许，说者日环伺其门”，陈三立十分忧愤并严词斥逐，后绝食五日，于当年9月14日殉国。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陈寅恪一家困居于此，一时粮食奇缺，日伪军知其通晓日语，又是著名学者，便对他十分“优待”，不仅在他家门口贴上记号禁止日军骚扰，而且还送大米、面粉给他，但陈寅恪宁可典卖衣物，也绝不接受所谓“馈赠”，毅然将物品扔出门外，后来，日本人还想“以日金四十万元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又被他断然拒绝。由于不堪其扰，又心忧祖国，陈寅恪便带领全家离开香港，在海上，他慷慨陈词：“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夷犹”。
而作为“封”字辈杰出人物的陈封怀，在外留学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却始终有一颗中国心。1936年，陈封怀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其间英方以植物研究无国界为由挽留，出于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他拒绝道：“报春花发源中国，我的根也在中国。”陈封怀毅然回国，积数年之力撰成的《中国植物志·报春花卷》获得1993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而这一年，他与世长辞。
松骨竹苞，高风亮节，义宁陈氏五位杰出人物身上散发出的精神特质，既是对家族文化的继承，更是对中国传统美德的发扬。他们秉承着的凤竹家风，不仅影响着陈氏的后裔，也影响着景仰、赞叹他们的世人。（黄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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